香港人眼里的普通教育学

导语 可能是香港生存压力太过大，每一个渴望出人头地的普通孩子都不得不将自己献给一个模糊的成功定义，而老师，从来没教给我们如何做一个别样的普通人。

文/袁长庚

Leona，我班上一个学生。标本一样的香港女孩，微胖，眼睛圆，说话很大声，戴黑框眼镜。

　　班上外国学生居多，开课两周，她永远坐在第一排，眉头紧锁，显然是听得吃力。课程是人类学的通识教育，事关怪力乱神，欧美学生很容易插话，本地孩子往往不做声。我在这儿快两年，理解他们的性格，也知道他们虽然害羞，但私下还会好好做功课，分数不至糟糕。但没想到两周之后，Leona写来邮件：“我听不懂!”

　　她并不在我的讨论组里，只是因为和外籍教授沟通困难，所以隔三差五地到办公室找我。后来教授也知趣，索性就总让我打发她。“这一段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说巫术跟节食运动有相似性呢?”“这一段说的是外星人的故事吗?”大致如此。她读书很慢，往往上下问题之间间隔许久。所以每次我都找其他的事做，间或答疑。如此，一个学期，我们算是认识，她在校巴站看见我，会远远地招手。

　　她来自一个普通的中学，父母大约是低层中产，但她总是很用功。大学第一学期，修课程四门，分在四个学系。她对知识饥渴，但学得费力，上午要做好关于马克思的讲稿，下午要听“香港政治”，隔天还需跟高年级的学长读大卫•哈维。我们不常见面，偶然的聊天也是，“你知道么?我这周每天只睡两个小时!”我眼看她心有余力不足，但不好明说，只能干巴巴几句“合理安排时间”。

　　理想丰满，现实骨感。期末的成绩，B-，按照教授邮件里的说法，这个分数实在是“solid”，不可通融。元旦过后某天，她直冲进我办公室，诉说着自己种种努力，终于忍不住，掉下泪来。我手足无措，坐等她消停下来。讲过考题，又安慰几句，我说大学不同于高中，事事兼顾往往一事无成。她说，“我每天看报纸，社会让我很不开心，我要成功。”这下换我无语，时间不早，狼狈找个借口脱了身。

　　她资质平平，努力得近乎冲动，“不开心”，或许在同学那里也不例外。我们一起在食堂吃饭，旁边又淘气的男孩子挤眉弄眼，成群起哄，据说都是她班上同学。我认得那些表情：我们中小学的时候，欺负女生必然要惹上那副德性的。

　　去中央图书馆借书，一般都选在晚饭时间，图的是方便。每每穿过小广场，看见墙上花花绿绿的招贴，全是“领袖”、“未来”、“创新”、“赢”，清一色大词，看的人心慌。左翼学会的几块孤零零的板子立在那儿，夕阳西下，打倒李嘉诚。

　　也不只是这里。山上的每栋宿舍，每间书院，都要声势浩大地张贴新一届“内阁”的集体照。竞选要造势：清晨的课间，站在干道上拍手、疾呼口号。当选要定期通报，无非“成功赶走食堂承包商”或“暂缓上涨宿费”。我深居简出，又不通粤语，从不能深入学生们的日常生活，但目力所及，已然觉得吵闹，暗自庆幸我本科的时候，没有上这样亚洲知名学府的运气与折腾。

　　上学期一堂课，讨论巫术，我让学生们自己改编故事，他们聚起小声讨论，后来汇报的版本是：希望有一种神奇能力，可以躲过宿舍管理阿姨的视线，在自己的屋子里开party，喝酒，胡闹到夜半。

　　我看着满屋子笑嘻嘻的哈利•波特和赫敏，五味杂陈。

　　无论在哪一个社会，“领袖”们总归是少数，即使这少数的领袖们，也未必人人都爱出风头。大学教育，今天处处用耸人听闻的梦想鼓励孩子们，到头来还是不能保证他们个个平步青云。找一份工，成一个家，就是所谓“沉默的大多数”。如果“丢人”是一个道德判断，那它无论如何也不该用来指称社会的主体。但事情就这样发生，这样设计，不讲道理。无数个Leona们在教室之间疲于奔命，唯恐loser，熬油点灯。只为了毕业的时候，接受一纸判决书：你很普通!

　　据说，我正在接受的这套“训练”，有朝一日将会使我成为合格的学者与教师。但Leona们的存在，经常让我莫名惶恐，怕她们源源不断地涌入校门，蹉跎数年，毕业时狠狠地瞪着我。善意的游戏还将维系，但“人”毕竟活生生，这种欺骗和伤害里分不出谁是胜者。

　　教育，先要诚实，这不仅针对念书的人，还要算上教书的人。开学典礼上笑眯眯的许诺，“六亿神州尽舜尧”，“在座都是梁振英”，等到毕业考试，乖乖地规定“A不许超过百分之十”。求其上，得其中。鼓吹这种把戏的人，是虚伪的帮凶。

　　我真想修一门课程，假若有的话。就叫“普通教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