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去云南 在昆明遇见“普罗旺斯”

　　

　　马丁酿造的树莓酒

　　回溯历史

　　法国带来葡萄，宾川种下咖啡

　　一般人认为，滇越铁路的通车，让云南的知名度在欧洲飙升，但这仅仅说明了一部分事实。

　　实际上，早在19世纪中后叶，当法国人在印度支那半岛站稳脚跟之后，已有若干蓝色眼球把目光进一步投向北部的云南，这些人包括：传教士、法兰西殖民梦想憧憬者、外交官，以及科学家、旅行者等等。作为较早了解云南的西方人，他们在云南的所有见闻及发表的出版物，均直接助推了滇越铁路的诞生——1880年代，法国传教士许伍冬等人在德钦茨中传教，随手种下从法国本土带来的葡萄，成就了今日独一无二的“玫瑰蜜”品种;1892年，同样是法国传教士，名叫田德能的神父在宾川传教期间，从越南引种，在朱苦拉村种下了中国第一株咖啡树;1895年，《云南游记：从东京湾到印度》的作者亨利·奥尔良从越南出发穿越整个云南省，考察了滇西地理民风。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1898年，法国驻广西龙州总领事方苏雅受法国外交部的委派，走遍滇南山水，深入考察了从越南可延伸到云南的铁路走向，方苏雅后任驻云南府(昆明)名誉总领事兼法国驻云南铁路委员会代表，再兼法国驻云南蒙自领事以及法国驻中国云南代表，在云南一呆数年之久，直至1904年回到法国，期间利用当时的高精尖产品照相机，拍摄了大量云南地理、人文照片，并在100年后引起轰动，当然这是后话。

　　可以肯定的说，在整个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初期，尽管有多国西方人对尚属荒蛮之地的云南前赴后继(包括美国人洛克、俄国人顾彼得等)，但法国人所占的比例之高，与云南渊源之深，无他国出其右者。由此，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当滇越铁路至关重要节点——人字桥建造遇到瓶颈时，法国工程师鲍尔·波丁灵光闪现，以剪刀型设计力拔头筹。人字桥的出现，暗示了一个事实：法国人对云南地理的理解之深刻，已经远远超出一般人的想象。

　　若要进一步理解法国人的云南情结，恐怕还要玩味一下两国地理、人文上的异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