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版401k”路在何方

　　四、“中国版401k”，路在何方

　　8、企业年金异常落后，完善“中国版401k”配套政策迫在眉睫。

　　中国资本市场的“数量”(规模)虽然已位居世界第二，但其“质量”却存在很大差距：

　　从占资本市场比重看，企业年金基金占中国资本市场份额远远小于1%，而很多发达国家平均已超过30%甚至40%;

　　从就业人口的参与率看，中国的就业人口参与率不到1%，而美国(16-64岁，下同)将近50%，加拿大超过50%，英国超过60%，就连新兴市场捷克也已达到22%，斯洛伐克高达48%;

　　从占GDP比重看，中国企业年金基金占GDP不到1%，而OECD的34个成员国平均水平高达68%，例如美国为68%，澳大利亚是82%;有的国家已超过100%，例如瑞士101%，荷兰已高达130%;

　　从替代率来看，企业年金在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待遇领取者中的平均替代率远远不到1%，甚至小得可以忽略不计，但OECD国家的平均替代率为9%，英国和美国则将近40%;

　　从企业年金基金占基本养老基金比重来看，中国的第二支柱企业年金基金远远小于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累计余额，只为其18%。而全球的平均水平正好相反，即全球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约6万亿美元)大约仅为企业年金(大约30万亿美元)的18%，绝大多数国家的情况也是如此，即企业年金基金的规模均远远大于基本养老保险的基金规模，甚至超过其100%。企业年金基金超过基本养老保险基金100%的国家依次是：西班牙142%(1181亿美元/834亿美元)，新西兰167%(137亿美元/82亿美元)，葡萄牙230%(304亿美元/131亿美元)，美国是380%(9.5万亿美元/2.5万亿美元)，加拿大高达742%(8063亿美元/1086亿美元)，澳大利亚为世界之最，高达1565%(8082亿美元/516亿美元)。

　　面对如此落后、差距如此巨大、已经建立7年之久的“中国版401k”，相关决策部门眼下的任务应是通力合作，不断探索，寻求一个切实可行的技术路线，满足中国版401k与国内发展需求，缩小其与国外的巨大差距，尽快顺利完成包括税收政策在内的顶层设计。相关部门均应采取积极的态度、服务大局的胸怀、相互妥协的精神、广泛征求意见的办法，去共同“拯救”这个“中国版401k”，“拯救”那些呱呱落地只有7岁就濒临死亡边缘的企业年金提供商，他们是“中国版401k”市场的种子和细胞。只有采取一些务实、踏实、贴心、真心的举措，一步一个脚印，把这个陷入困境的“中国版401k”即企业年金的配套政策完善起来，才是“中国版401k”浴火重生的唯一希望，任何老概念的再炒作，都将于事无补。

　　9、“中国版401k”税优政策，出路何在?

　　既然中国版401k遇到了部门博弈、税制冲突、文化传统这三大障碍，那么，是否可以找到解决“中国版401k”税收政策的“第三条道路”?我认为是可以的，首先要有一个积极的态度去破解它，要采取一些“过渡性办法”去推动它，而不能因为部门意见不一致就束之高阁，置国民福祉于不顾。

　　去年我曾专门做了一项研究，发表了一篇长文，提出了一个“中间道路”：既考虑到财税部门主张的TEE有一定的合理性，又考虑到目前推进企业年金发展的急迫性;既考虑到提高和激励职工参加和企业建立企业年金的积极性，又考虑到国家当期的税收征缴。这个“中间道路”就是“部分TEE”模式，简单讲，就是在目前分项所得税制不改革的前提下，在缴费阶段既纳一些税，同时又享有税优政策，后端(退休领取时)免税，一劳永逸。我之所以设计这个“部分前端征税”的方案，旨在为有关部门各自退让一步搭建一个台阶，把一个完整的税优政策先抛出来，把国民福祉这个“人质”先放出来，让“中国版401k”先放开手脚跑起来。这显然是一个临时的过渡性办法，待未来所得税制彻底改革后再将其改造为理想的“后端征税模式”(EET)。否则，在目前税制下，如果明确后端征税(EET)，很可能更加不利于企业年金的发展。这是因为，很多年金个人账户目前形成的积累已高达十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一旦明确后端征税，在“下游”的产品链(保险公司的深度参与)还缺位的情况下，难以将其转换为“终生年金产品”，而只能一次性领取。这样，每人的年金收入都将“拦腰斩半”，近一半的年金余额收入就要作为“个税”来上缴，这个结果显然让大多数职工和企业“望而生畏”。

　　在采取这个“部分TEE”征收模式的整个过渡期，除有待于个人所得税制的改革之外，还需将“终生年金产品”这个“下游制度”设计并建立起来。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提振消费信心，扩大内需，建立多层次收入保障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已形成社会共识。只有这样，才有助于推进增长方式的转变。办法总是有的，制度是可以创新的，关键在于各个相关部门要坐下来，要协商沟通，要摒弃部门之见，要以制度建设为重，以国民福祉为重。